第0305章信任的重量 (第1/2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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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0305章信任的重量(第1/2页)

一

苏砚把约谈定在下午四点。

这个时间是她故意选的。四点是一个暧昧的时间点——离下班还有一个半小时，大多数人已经开始收拾东西、整理邮件、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。在这个时间开会，人的心理防线会比上午薄弱一些，因为脑子里已经在想晚上吃什么、要不要加班、回家走哪条路不堵车。

这是她从陆时衍那里学来的。律师审讯证人的时候，最喜欢挑两个时间：一个是早上七点，趁对方还没完全清醒；一个是下午四点，趁对方已经开始松懈。

她提前十分钟到了会议室。会议室不大，六个人的长桌，白墙灰地毯，没有窗户——这是她特意要求的。没有窗户的房间会让人失去时间感，更容易暴露真实情绪。她坐在长桌的一头，面前放着一杯水，水的旁边是她的手机，手机屏幕朝下扣着。

她不想在看手机的时候，被对方看到自己的表情。

四点整，门开了。

孙嘉怡走进来的时候，苏砚注意到了一个细节——她没有带笔记本。产品总监开会不带笔记本，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。要么是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觉得不需要记任何东西；要么是她太紧张了，忘了带。

苏砚观察了她的穿着。今天孙嘉怡穿了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，头发扎成马尾，没有化妆。这和她在年会上的那件红裙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黑色是防御色，高领是保护姿势，不化妆意味着她没有心思在意自己的外表。

一个做了亏心事的人，通常会在外表上过度修饰，用精致的妆容和得体的穿着来掩饰内心的不安。但也有一类人，会走向另一个极端——放弃所有修饰，用“素颜”来暗示自己“没有秘密”。

孙嘉怡属于哪一种？

苏砚不确定。但她知道，不确定的时候，最好的办法是——等。

“坐。”苏砚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

孙嘉怡坐下来。她的坐姿很规矩，腰背挺直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像一个等待面试的应届生。但她的眼神出卖了她——她的目光在桌面上游移，从苏砚的水杯到倒扣的手机，从手机的边缘到桌角的划痕，就是不看她。

不敢对视。

苏砚把双手放在桌上，十指交叉，姿态放松得像是在和老朋友聊天。她的声音不高不低，语气里没有任何质问的成分：“嘉怡，你跟了我多久了？”

孙嘉怡的目光终于停在她脸上。

“四年零三个月。”她说。声音有些哑，像是嗓子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

“四年零三个月。”苏砚重复了一遍，“这四年里，我有没有亏待过你？”

“没有。”孙嘉怡的声音更低了。

“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
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。安静得能听到空调运转的声音，嗡嗡的，像一只被困在玻璃瓶里的苍蝇。

孙嘉怡低着头，沉默了很久。久到苏砚以为她不会回答了。

然后她抬起头，眼眶红了，但没有流泪。

“苏总，”她说，“你知道我家里的事吗？”

苏砚没有说话。

“我爸在我十二岁那年下岗了。他在工厂干了二十年，说不要就不要了。下岗之后他找了很多工作，保安、搬运工、清洁工，什么都干过。我妈身体不好，常年吃药，家里大部分开销都是他扛着。他从来不跟我们说苦，但我看到过——有一次他半夜起来，坐在阳台上抽烟，抽了一整包，天亮的时候，烟灰缸里全是烟头。”

她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。

“后来他得了肺癌。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。医生说化疗要三十万，我们拿不出来。我那时候刚毕业，工资一个月五千块，房租就要两千。我到处借钱，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，只凑了八万。”

她深吸了一口气。

“我爸是去年三月走的。走之前，他跟我说了一句话——‘嘉怡，爸爸对不起你，没给你留下什么东西。’”

眼泪终于落了下来。她没有擦，就那么让它流着。

“苏总，我去年十月在医院的体检报告上，看到了和他一样的指标。”

苏砚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。

“我有百分之六十的概率，在五年之内得和他一样的病。”孙嘉怡的声音依然很平静，平静得像在做一份工作汇报，“治疗费用，一百万起步。我没有一百万。我的存款只有二十万，加上公积金和保险，最多能撑到五十万。剩下的一半，我不知道从哪里来。”

她看着苏砚。

“三个月前，有人找到我。他说，只要我帮他做一件事，他就给我三百万。三百万。够我看病，够我还债，够我在万一出事的时候，给我妈留一点养老的钱。”

“所以你选了。”

“所以我选了。”孙嘉怡低下头，“苏总，我知道这是错的。我知道你信任我，提拔我，把我从一个小助理变成总监。但我——”

她没有说下去。

苏砚沉默了很久。

她想起四年前第一次见到孙嘉怡的情景。那是在一个产品评审会上，孙嘉怡还是一个刚转正的小助理，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，笔记本摊开，密密麻麻地记着会议纪要。会后所有人都在讨论方案，只有她一个人留下来，把会议室里的白板擦干净了。

苏砚问她叫什么名字，她说孙嘉怡。苏砚说你的笔记记得很好，逻辑清晰，重点突出。孙嘉怡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说这是她唯一会做的事。

那个笑容，和今天这张流泪的脸，在苏砚的脑海里重叠在一起，又分开。

“三百万，”苏砚说，“够吗？”

孙嘉怡抬起头，不明白她的意思。

“我是说，三百万够你看病、还债、给你妈养老吗？”

孙嘉怡愣住了。

“如果不够，”苏砚从桌上拿起手机，翻过来，打开一个页面，放在她面前，“这个数字够不够？”

屏幕上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。苏砚要把自己持有的公司百分之三的股份，转让给孙嘉怡。百分之三，按照公司当前的估值，折合人民币大约四千万。

孙嘉怡看着屏幕上的字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，然后抬起头，脸上全是泪。

“苏总，你——”

“这份协议，是我昨天拟的。”苏砚说，“在你下载那个假方案之前。”

孙嘉怡的嘴微微张开，但没有发出声音。

“我一直在想，怎么留住你。”苏砚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是在对自己说话，“你是公司里最懂产品的人，最懂用户的人，最懂怎么把一个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的人。你走了，我花多少钱都请不回来。”

她把手机收回来，看着屏幕上的协议。

“但我没想到，你会被人用三百万买走。”

这句话像一把刀，轻轻地、准确地，捅进了孙嘉怡最软的地方。

孙嘉怡趴在桌上，肩膀剧烈地颤抖。她哭出了声，不是那种压抑的、无声的哭，是那种完全崩溃的、不在乎任何人听到的哭。

苏砚坐在那里，没有动。她没有递纸巾，没有拍肩膀，没有说话。她只是坐在那里，等。

她知道，有些东西，哭出来比憋着好。

大约过了五分钟，孙嘉怡的哭声渐渐小了。她直起身来，用袖子擦了一把脸，眼睛肿得像两颗桃子。

“苏总，”她的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，“那个方案，我没有传给任何人。”

苏砚看着她。

“我下载了，但没有传。我——我下不了手。”孙嘉怡的声音断断续续的，像一台快要没电的收音机，“我把文件放在桌面上，看了半个小时，然后删了。那个加密数据包——不是从我这里发出去的。”

苏砚的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数据包不是我发的。”孙嘉怡的目光变得认真起来，哭过之后的眼睛反而比之前更清澈了，“我下载了文件，但没有往外传。如果监控系统显示有数据包从我的设备发出去，那只有一种可能——”

“有人远程控制了你的设备。”苏砚接过话。

孙嘉怡点了点头。

苏砚闭上眼睛。

她想起陆时衍说的话：“赵鹤鸣知道方案是假的。他有内线，比我们想的更深。”

更深。

深到什么程度？深到不需要内鬼亲手操作，就能控制内鬼的设备？深到能在她自己的监控系统眼皮底下，把数据从她的公司里偷出去？

她睁开眼睛，看着孙嘉怡。

“嘉怡，”她说，“你说的那个人，给你三百万的那个人，是谁？”

孙嘉怡犹豫了一下。

“我不知道他的真名。他只用了一个代号联系我——叫‘渔夫’。”

渔夫。

苏砚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。渔夫，钓鱼的人。赵鹤鸣是渔夫，还是渔夫是赵鹤鸣的人？或者——渔夫就是赵鹤鸣本人？

“他最后一次联系你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今天上午。在我下载文件之前。他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，说‘鱼已经入网，收杆’。”

苏砚的手停住了。

鱼已经入网，收杆。

这句话的意思是——赵鹤鸣要的不是那个假方案。他要的是孙嘉怡下载假方案这个动作。他要的是一个“证据”——证明苏砚的公司内部有人在往外传东西的证据。这个证据可以用来干什么？可以用来反诉苏砚“恶意炒作”、可以用来在舆论上抹黑她、可以用来——

“嘉怡，”苏砚站起来，“你现在立刻回家。不要回工位，不要碰电脑，不要用手机联系任何人。把所有的电子设备留在公司，只带钥匙和身份证。”

“苏总？”

“赵鹤鸣不需要你传文件。他只需要你下载过那个文件。下载记录在你的电脑里，在你的账号里，在公司的服务器里。这些记录，足够证明你接触过那些机密的文件。至于文件有没有传出去——不重要。只要你有动机，他就能把‘内鬼’的帽子扣在你头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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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嘉怡的脸色刷地白了。

“然后呢？”她问。

“然后他会联系媒体，说苏砚公司的核心员工出卖商业机密。舆论会炸，投资人会慌，客户会跑。我的公司——”

她没有说下去。

但她和孙嘉怡都明白那个词是什么。

崩盘。

二

孙嘉怡走后，苏砚一个人在会议室里坐了半个小时。

她拿出手机，想给陆时衍打电话，但手指停在拨号键上，没有按下去。

她想起陆时衍刚才在电话里问她：“你不心疼？”

她说心疼。

但她没有说完整。她心疼的不是孙嘉怡的背叛，是她自己——她花了四年时间培养一个人，信任一个人，把公司最核心的产品线交给她，最后发现，维系这段关系的不是忠诚，是三百万。

三百万。在她这个圈子里，三百万只是一顿饭钱。但对孙嘉怡来说，三百万是命。是她父亲的命，是她自己的命，是她母亲的晚年。